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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研究的歷史、理論與方法》文化研究是目前國際學術界*有活力、*富于創造性的學術思潮之一，有的學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后現代主義之后學術發展的主潮，但它又是一個*富于變化、*難以定位的知識領域，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能為它劃出一個清晰的學科界限，更沒有人能為它提供一種確切的、普遍接受的定義。
為了幫助本書的讀者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能對它有一個大致的印象，我們不妨在與傳統文學研究的對比當中，勾勒出它的一些基本傾向，當然這種勾勒只是現象的描述，而不是完整的理論概括。
這些傾向是：1.與傳統文學研究注重歷史經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當代文化；2.與傳統文學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眾文化，尤其是以影視為媒介的大眾文化；3.與傳統文學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視被主流文化排斥的邊緣文化和亞文化，如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階級亞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壓迫民族的文化經驗和文化身份；4.與傳統文學研究將自身封閉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與社會保持密切的聯系，關注文化中蘊涵的權力關系及其運作機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5.提倡一種跨學科、超學科甚至是反學科的態度與研究方法。
以上的描述是十分簡略的，但即令通過這樣一種極其簡略的描述和比較，我們也可以發現，文化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與傳統的研究全然不同的、新的學術視野和研究范式。
從20世紀60年代英國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倡導算起，文化研究在歐美已經經歷了大約40多年的發展，目前許多歐美大學都建立了有關文化研究的系科，開設了文化研究的課程，文化研究在歐美學術體制內外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本文將對文化研究的歷史、理論和方法作一初步的介紹，為了使論述較為集中，我們將以介紹英國文化研究，尤其是**的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工作為主。
一　文化研究的起源狹義的文化研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英國逐步興起，而后擴展到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一種學術思潮和知識傳統。
霍爾聲稱，文化研究并沒有一個“**的開端”，但在追溯其根源時，大多數學者都把五六十年代之交出現的幾部著作，如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雷蒙·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1958)、《漫長的革命》(1961)，以及E.P.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看作是它的奠基作。
理查德·約翰生指出，文化研究在政治和思想上各有其傳統，在政治上，文化研究的產生與英國新左派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系。
新左派并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團體，而是50年代末由一批前共產黨知識分子(核心是一批黨內歷史學家)、左翼文化人，以及激進的大學生結合而成的一種政治運動。
新左派的目的是在英國重新確立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創造一種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
50年代末發生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如1956年英法入侵蘇伊士運河，同年蘇聯出兵匈牙利，英國國內聲勢浩大的核裁軍運動，推動他們走到一起。
新左派的中堅力量是團結在《明理者》《大學與左派評論》兩個刊物周圍的知識分子，前者的成員大多是前英共黨員，他們反對蘇軍入侵匈牙利，公開要求英共領導撤銷對蘇聯侵略行徑的支持，他們認為，無條件地接受蘇共的政策實際上是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和歷史方法，他們批判斯大林主義乃是基于抽象的教條而不是活生生的現實經驗，認為斯大林主義的破產是由于其經濟化約論，即把社會、政治、道德和藝術維度簡單地化約為經濟和階級結構。
他們批評舊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模式，要求用一種更復雜的方式來處理文化與經濟的關系。
后者的成員主要是牛津大學的一批激進的大學生，其政治成分和態度更加復雜，但在倡導一種民主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上，他們和前者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正是這種一致促使兩個刊物的成員走到一起，并于1959年合并為**的《新左派評論》。
新左派與文化研究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這不僅是因為許多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如威廉斯、湯普森、斯圖亞特·霍爾等，又是新左派的核心成員。
更重要的是,通過他們，新左派對文化政治的特殊重視，尤其是新左派在文化問題上的一些重要觀點，例如，第一，對經濟化約論的批判；第二，把文化看作社會過程本身，而把經濟、政治僅僅看作這一過程的構成因素，都對后來文化研究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思想來源方面，文化研究可以上溯至英國文學批評家李維斯和以他為代表的“細繹”集團。
50年代，由于商業電視的普及，大眾文化在英國迅速崛起，并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
其實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李維斯為首的一批文學批評家就已經開始對大眾文化進行研究，如李維斯和丹尼·湯普生的《文化與環境》(1938)與Q.F.李維斯的《小說與大眾》(1932)便分別研究了廣告和通俗小說。
但令人遺憾的是，李維斯的歷史觀是保守的。
對他來說，一種有機與和諧的社會秩序僅僅存在于17世紀之前，它遭受到工業革命的破壞。
李維斯認為，現代社會的危機并不是像馬克思主義所診斷的那樣，存在于經濟方面，而主要存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
李維斯主張，為了拯救現代社會，必須恢復古老的有機社會的價值觀念，而這需要借助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的力量。
站在這一立場，李維斯批評大眾文化缺乏“道德的嚴肅性”和“審美價值”。
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如霍加特、威廉斯等在批評方法和文化觀念上曾受到李維斯的影響，但在對待大眾文化的態度上與李維斯等人卻存在重大分歧，這種差異與兩代批評家的出身和文化背景有關。
李維斯等戰前一代批評家大多出身于社會精英階層，而在戰后，由于經濟重建的需要和福利國家帶來的教育普及，許多出身于下層階級的子弟也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威廉斯后來曾多次強調這種經驗對于他們從事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這種經驗使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那些被排斥到邊緣位置的非主流的社會集團，接觸到為這些社會集團所熟悉的大眾文化。
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是英國文化研究的發軔之作。
它的寫作意圖與新左派理論有著直接的關系。
當時在自由主義知識界一個頗為流行的看法是，隨著福利國家的建立，工人階級正在逐漸中產階級化，他們的生活條件、價值觀念、文化趣味都日漸與中產階級合流，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正在消失。
而新左派則力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確認工人階級的政治和文化身份，霍加特的著作可以看作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
霍加特既不同意上述自由主義的觀點，也不同意舊左派把工人階級看作是一成不變的僵化主張，他認為工人階級的生活既有連續性，又有變化性。
這種變化只有通過比較才能分辨出來。
《文化的用途》一書分為兩個部分，前一部分描繪了霍加特青年時代(20世紀30年代)英國工人階級的文化生活，后一部分描述了50年代美國式的大眾娛樂文化對這種傳統的工人階級文化的沖擊。
李維斯的影響在書中清晰可辨，霍加特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幅李維斯式的歷史文化景觀，一種健康、淳樸的文化正在逐步被一種墮落、時髦的文化所取代。
與李維斯把17世紀看作理想的有機社會不同，霍加特心目中的“美好的舊時光”是20世紀30年代的工人階級文化。
在書中，霍加特充滿同情，興味盎然地描繪了這種文化，他以贊賞的口吻談到在工人階級讀者中流行的通俗故事所表現的淳樸的感情：“這些故事描寫的是一個有限的淳樸的世界，以幾種公認并信奉已久的價值為基礎，它往往是一個幼稚而華美的世界，感情的迸發形成巨大的熱情，但這些感情迸發的確在起作用，這不是一個腐敗或虛偽的世界。
”[1]這些通俗故事“不是鼓勵人們去逃避日常生活，而是強化人們對日常生活的熱愛和興趣”。
這可以看作霍加特對他青年時代工人階級通俗文化的總體評價。
傳統的工人階級文化是自然、淳樸的，傳統的工人階級社區是一個有機的社會。
霍加特在書中詳盡地描寫了工人階級生活的各個側面，工人聚集的小酒館、工人俱樂部，工人中流行的期刊和故事，他們的體育活動、語言習慣與私生活、家庭和性別關系等。
霍加特指出，在這各個方面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密的內在聯系，存在著一種“共同的感受”，它的特征是集體價值和個人生活的緊密交織，這種內在的聯系和共同感受使工人階級文化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
霍加特的著作具有濃厚的懷舊氣息，他對戰前工人階級文化的贊美與對戰后美國式大眾文化的批判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后者缺乏有機性，缺乏在普通老百姓活生生的文化經驗中牢固的根基，霍加特批評美國電視、流行音樂、犯罪小說等都是一種文化贗品。
在《文化的用途》的后一部分，霍加特采用李維斯提供的術語，如“健康”、“嚴肅”等來批評這種大眾文化，并力圖建立一種系統地鑒別大眾文化的標準。
這樣，在霍加特的著作中我們便可以發現一種矛盾，一方面，他仍然沿用著英國精英文化所建立的價值尺度和意識形態假定，另一方面他又強調工人階級通俗文化與其政治傳統的統一性，這使他在書中常常從對通俗文化的社會功能的肯定不知不覺地滑向對其文本形式的批評，也使他忽略了大眾文化自身的復雜性。
霍加特這部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對早期英國文化研究產生了三點影響。
第一，《文化的用途》是一部帶有濃厚的自傳色彩的著作，作者在書中充分利用了自己童年時代的經驗和記憶。
在我們眼前生動逼真地復活了那一個時期工人階級的生活和文化氛圍，正如一個學者所說，該書的“強大的影響來源于這種自傳，文學想象和批評感性的混合，讀者依據一個置身于這種生活內部的人的視野看到了工人階級生活的具體形象，并通過他親炙了這種經驗”。
霍加特這種著述方式開創了英國文化研究中頗有特色的民族志傳統。
第二，霍加特曾接受過嚴格的文學訓練，在書中他成功地把文學批評的方法應用于通俗文化，把流行音樂、通俗期刊等大眾文化現象都作為一個個文本來加以分析，為早期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范例。
第三，霍加特首次采用了跨學科的多維的視野，例如在書中他便采用了社會學、政治學與文學批評的視角。
霍加特篳路藍縷，功不可沒，但對早期文化研究影響*大的應屬雷蒙·威廉斯，正是威廉斯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
在《文化與社會》《漫長的革命》等著作中，威廉斯明確地與那種傳統的、超越功利的，僅僅局囿于精英文化范圍的文化定義告別。
在《文化與社會》中，威廉斯追溯了從工業革命直至當代“文化”一詞的內涵所發生的變化，威廉斯同意李維斯的意見，傳統的*精致的部分體現在語言和文學中，但他不同意李維斯的觀點，全部文化遺產都是由語言和文學承載的。
威廉斯認為，李維斯忽略了其他的知識形式、制度、風俗、習慣等，夸大了文學的作用，威廉斯在書中寫道：“對于文化這個概念，困難之處在于我們必須不斷擴展它的意義，直至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幾乎成為同義的。
”[2]在《漫長的革命》中，威廉斯對文化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他用“漫長的革命”來形容過去兩百年間歐洲發生的工業革命、民主革命和文化變革。
威廉斯摒棄了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他認為民主革命和文化變革并不是經濟發展的自發的后果，而是社會整體進程的一部分。
他說：“我們習慣了用政治和經濟的術語來描繪我們的整個日常生活……但作為一個經驗的問題，人和社會并不局限于權力、財產和生產。
他們對經驗的描繪、學習、說服和交換的關系同樣是基本的。
”[3]在重視經驗的基礎上，威廉斯概括了文化的三種界定方式。
第一種是理想的文化定義。
這種定義把文化界定為人類完善的一種狀態或過程，在這一項下文化是指我們稱之為偉大傳統的那些***的思想和藝術經典。
是文化的文獻式定義，根據這個定義，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體。
第三種是文化的“社會”定義，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正是這*后一種定義，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
根據這種定義，文化研究的目的不僅僅是闡發某些偉大的思想和藝術作品，而是闡明某種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意義和價值，理解某一文化中“共同的重要因素”。
文化的“社會”定義不僅涵蓋了前兩種定義，包括了被前兩種定義排斥的，在很長時間里根本就不被承認是文化的眾多內容，它們包括“生產組織、家庭結構、表現或制約社會關系的制度的結構、社會成員借以交流的獨特方式等等”。
[4]威廉斯要求我們把文化過程看作一個整體。
對思想和藝術作品的文本分析應當和對它們所從屬的社會制度和結構的分析結合起來。
對他而言，文化分析，就是對整體生活方式中各種因素之間關系的研究，“就是去發現作為這些關系復合體的組織的本質”[5]。
威廉斯的文化定義對于文化研究有著重大的意義，它為文化研究未來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正如霍爾所說：“它把論辯的全部基礎從文學-道德的文化定義轉變為一種人類學的文化意義，并把后者界定為一個‘完整的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意義和慣例都是社會地建構和歷史地變化的，文學和藝術僅只是一種，是受到特殊重視的社會傳播形式。
”[6]經驗是威廉斯文化理論中一個核心的范疇。
威廉斯認為，某一文化的成員對其生活方式必然有一種獨特的經驗，這種經驗是不可取代的。
由于歷史或地域的原因置身于這種文化之外，不具備這種經驗的人，只能獲得對這種文化的一種不完整或抽象的理解。
這種為生活在同一種文化中的人們所共同擁有的經驗，威廉斯稱作“感覺結構”。
他指出，所有的文化都擁有這種獨特的生活感受，這種“獨特和有個性的色彩”，“這種感覺結構就是一個時期的文化”。
[7]特納指出，威廉斯對所謂“感覺結構”并沒有作出一個清晰的說明，但這個概念在英國文化研究中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重要的是意識到一個時期的‘感覺結構’可能是與統治地位的文化觀念相對立的，這樣，在連續不斷的支配的文化結構內遭到貶斥，英國工人階級文化仍然能夠保存下來，威廉斯用這個范疇作為一種方式來堅持一種有機的平民精神的存在，這種精神是緊密地與具體的生活條件和價值聯系在一起的，它們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在其他文化層面上反映出來(也可能構成對其他文化層面的競爭和抵抗)。
”[8]如果我們接受特納的這種闡釋，那么可以說，威廉斯實際上是用一種抽象和理論化的語言表述了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一書中表達的同樣的主題。
對經驗的強調使威廉斯與后來在文化研究中發生重大影響的結構主義分道揚鑣，威廉斯在這里也提到結構。
在結構主義話語中，個人經驗是居于從屬地位的，是微不足道的。
E.P.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是早期英國文化研究的又一部代表作。
書中湯普森細致地追溯了工業革命初期工人階級意識和文化的形成。
與威廉斯相比，湯普森更接近馬克思主義立場，例如他不同意威廉斯把文化看作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而寧愿把它看作“不同生活方式之間的斗爭”。
湯普森認為，文化是不同利益集團和社會力量相互競爭和沖突的結果，而其中*重要的就是階級斗爭。
威廉斯認為湯普森的批評混淆了“階級矛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結構性因素)和“階級斗爭”(一種積極、自覺的斗爭形式)，但從他70年代改用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說明社會過程來看，他事實上接受了湯普森的批評。
但從總的方面來看，湯普森的觀點和威廉斯十分接近。
湯普森也反對經濟決定論，強調文化的獨立性和重要性。
反對庸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決定論，強調人類主體的能動作用。
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他尖銳地批評了那種把工人階級的出現看作是經濟力量的消極反映的決定論觀點。
他說“工人階級不像太陽那樣在固定時間升起，它出現在它自身形成的時候”[9]。
這種形成是一個積極的、富于對抗性的“文化”過程，它絕不是單純的經濟關系所能解釋的。
湯普森通過大量的事實證明，在英國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過程中，作家、革命者、工會組織者，尤其是憲章派思想家發揮過重大而直接的作用。
湯普森指出，階級經驗和階級意識是不同的，“階級經驗大多取決于人們誕生于其中——或不自愿進入的生產關系，階級意識就是從文化的角度處理這些經驗的方式，它以傳統、價值體系、思想和制度形式為其體現”。
湯普森認為，如果說階級經驗是由生產關系決定的，那么生產關系并不能整體地決定這種經驗的文化反映，換言之，并不決定階級意識。
在階級意識形成和塑造的過程中，文化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在這一過程中，每一個個體都有著自由選擇的空間，他們并不是經濟必然性的俘虜。
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等人的著作，批判了庸俗的經濟決定論和階級決定論，強調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文化所起的關鍵作用，更把文化從傳統的狹隘的精英文化的定義中解放出來，把它理解為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這樣就為文化研究的發展掃除了理論上的障礙。
1963年，霍加特創建了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該中心的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實踐和文化機構及其與社會和社會變遷的關系”。
它的建立為文化研究在西方學術體制內部尋找到一個立足點。
自此以后，以伯明翰中心為大本營，文化研究在英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